林维桢在鸡鸣声中睁开眼睛，窗外天色蒙蒙亮，厢房里却仍黑乎乎的。

借着窗外的天光看了一眼枕头边的上海手表，还不到6点，从留着余温的土炕上爬起来，掀开炕席，摸了摸压在席下的棉衣棉裤，运气不错，已经焐干了。

笨手笨脚地穿上臃肿的棉衣，赤脚来到灶台旁，拿起放在马扎上的棉鞋和袜子，烤了一夜，袜子和鞋面完全干透了，不过里面还有点潮，咬咬牙还是穿上。

小院里一片安静，谭山两口子还没起床，看来昨晚谭山喝得确实不少，估计这时肯定躺在炕上喊头疼吧。

林维桢没有马上出去，而是反身回到里屋，站在炕边，四下打量着自己的家当。

一床用了四五年的被褥，摆在地上的脸盆，里面放着毛巾、香皂、刷牙缸和牙刷，一只木质行李箱，堆在炕尾的两摞书，除此之外别无他物。

轻轻地摩挲着木质行李箱，箱子有年头了，表面磨得光滑无比，打开箱子，最上面是两套单衣，下面是几件内衣，最底下是一本棕色牛皮笔记本和一只派克钢笔。

老旧的箱子、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钢笔，这就是父亲下放边疆临行前留给自己的所有东西。

钢笔林维桢熟得很，前世用它写了一辈子的字，把玩了一会儿，将钢笔小心翼翼的放回原处，拿起厚重的笔记本，揭开铜制扣子，翻开扉页。

看着上面父亲写给自己的寄语，林维桢不由得热泪盈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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